王仁东也觉得军机全班尽撤，未免过分，连带使翁同和受池鱼之殃，内心更为不安。但如慈禧太后慎选贤能，果然胜于已撤的一班，那末此举就是多事了。
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办，所以毫不含糊地答道：“即使要这么做，也还不到时候，且看一看，是那班人来接替？”
“这也说得是。”盛昱问张华奎，“你的耳朵长，可曾听说？”
“这自然是由醇王来拟名单。”张华奎答道：“我看孙莱山一定有分。”
“孙莱山？他还没有出京？”
湖北郧西县有一名姓余的秀才，为一个姓干的书办痛殴至死，知县包庇书办，草菅人命，言官参劾，朝旨特命孙毓汶会同内阁孝士乌拉布赴湖北查办。这是十几天以前发的明旨，而且孙毓汶和乌拉布已经“陛辞请训”，现在听张华奎的语气，孙毓汶似乎未走，所以盛昱诧异。
“我也今天才听说。”张华奎答道：“孙莱山这一阵子，都是整日盘桓在适园。”
盛昱深深吸口气：“原来是他为修私怨捣的鬼！那就越发令人不平了。”他说，“两位请为我去打听打听。这件事，我难安缄默！”
看样子盛昱已决心要反过来为恭王说话，王仁东不明白他出尔反尔的态度，何以如此坚决？不免私下要问张华奎。
张华奎平日最留心这些事，自然知道，“也难怪盛伯熙，他实在太冒失了。他是肃王的七世孙，算起来是恭王的侄子……。”
“这我知道。”王仁东不耐烦地抢着说：“你只说他为什么前后态度大不相同？”
“因为恭王待他很不错。盛伯熙上恭王府是不必通报的，王府里的人都叫他‘熙大爷’。你想，以后他怎么还有脸上恭王府？”
“搞成这样的局面，真是始料所不及。”王仁东怅惘不甘地说，“滥保匪人的张幼樵，倒安然无事，更令人气结。”
“慢慢来。”张华奎说：“从前有人测字问休咎，拈得一个‘炭’字，卜者脱口答道，‘冰山一倒，一败如灰’，他的冰山不是倒了吗？”
“看着再说吧！你倒去打听打听，看军机是那班新员？打听到了，直接给盛伯熙去送个信。”
“今天大概不会有信息了。有朱谕总也是明天早晨的事。”
经过彻夜的碾转反侧，盛昱决定要做个“解铃人”，弥补自己轻率系铃的咎歉。
于是一早起身，连浇花喂鸟的常课都顾不得，匆匆漱洗，立即进入书房，铺开纸笔，捧着一盏茶出神。这道奏折颇难措词，构思久久，方始落笔：
“为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严予责成，以裨时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恭读邸钞，钦奉懿旨：将恭亲王等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亲王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犹复曲蒙高厚，许以投闲，该王等苟有人心，宜如何感激，在廷诸臣苟有人心，宜如何奋勉！惟是该王等既以军国重事，贻误于前，若令其投老田园，优游散局，转遂其逸之念，适成其添卸之心，殊不足以示罚。方今越南正有军事，筹饷征兵，该王等于档案尚为诸练，若概易生手，圣躬既恐烦劳，庶务或虞丛脞。况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
宝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和小廉曲谨，断不能振作有为，力图晚盖，均无足惜。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徒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
写到这里搁笔踌躇。为了救恭王，必须有个陪衬，平心而论，自然还是李鸿藻。但救李鸿藻不是救张佩纶，所以这两句“考语”有一番斟酌，要明说李鸿藻，暗指张佩纶，方合本心。
偶尔抬头一望，不觉一惊，是张华奎悄然坐在那里，便讶然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一无所觉。”
“来了一会了。见大哥正在用心的时候，叫管家不必惊动。”
“你来得正好！有个稿子，你不妨替我斟酌斟酌。先听听消息，今儿总该有明发了，军机是那些人？”
“我先念副集唐诗的楹帖你听。”张华奎朗然念道：“丹青不知老将至！”略停了一下又说：“这里头就有了两位了。”
盛昱想了一会，疑惑地问：“是阎丹初、张子青？”
“是的。”
盛昱接着问：“下联呢？”
张华奎应声吟道：“云山况是客中过。”
“云山、云山？”盛昱攒眉思索了一会，“想来是乌少云、孙莱山。孙莱山入抠廷，是在意中，乌少云则匪夷所思了。”
“乌少云不相干。这无非拿他们湖北查案来凑个对子而已。倒是领枢的人，真正匪夷所思，你请猜一猜，猜着了我广和居做东。”
“自然是亲贵？”
“那还用说！”
盛昱一路想，一路说道：“不会是五太爷，心泉跟适园很处得来，不过人太沉静，也从未任过烦剧，莫非是老劻？”
“五太爷”就是“五爷”惇王。心泉是“老五太爷”绵愉之子贝子奕谟的号，亲贵中的
贤者，好学能文，有百觥不醉之量，但决非庙堂之器。老劻就是奕劻，因为与慈禧太后外家
是“患难”之交，最近也很红，最近有由加郡王衔正式晋封为庆郡王之说，论经历倒也有领军机的资格了。
“都不是。”张华奎说，“是礼王。”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礼王世铎不但谈不到才具，而且根本就没有王者气象，曾以敌体待李莲英，对跪相拜，朝中诧为奇闻。这样的人，何能执掌政柄？
“我不信。你一定弄错。”
“有上谕为证。”张华奎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白纸，递了过去。
接来一看，写的是：
“奉朱谕：礼亲王世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庸带领豹尾枪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完了！”盛昱顿足长叹：“真想不到搞成怎样子的局面。
什么人不好用？用礼王！”
“这还不容易明白，礼王听醇王，醇王听上头。所以用礼王即所以自用。”
“这说不定是李莲英出的主意。”盛昱又指着名单说：“阎丹初锐意进取，志气不殊盛年，倒也罢了。张子青今年七十四，媕娿取容，何所作为？难道竟不疏辞吗？”
“白头相公，自古有之。何必辞？”
“这真是所谓‘丹青不知老将至’了！”盛昱看着名单又说：“拿‘腰系战裙’来抵景秋坪，廉谨倒也相当，用张子青抵李兰荪，贤愚不肖，相去就远了。还有，许星叔何以没份？”
“你算算人数看，满二汉三，已经多了。再说，军机向来忌满六个人。”
“嗯，嗯！”盛昱微微冷笑，“这里头夹了个阎丹初，格格不入，我看此老恐怕不安于位，迟早必去。”
“是啊。大家也都奇怪，不知道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之中，何以放下一条黑鲡鱼？”
“好一个‘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
盛昱相当激动，说了这一句，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对着未完的奏稿，按捺心神，拈豪沉思，想好了批评李鸿藻的话，下笔疾书：
“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错，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如此则责成既专，或可收使过之效，于大局不为无益。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写完，将笔一丢，看着张华奎说：“你替我看一看！”
张华奎早在旁边看清楚了。张佩纶未有处分，自不免失望，但攻倒李鸿藻，亦等于是挫他的气焰，应该适可而止。不过盛昱解铃系铃，再为李鸿藻请命，他觉得大可不必。只是干预盛昱的建言，可一不可再，而且“昧于知人”这句话，虽指唐炯、徐延旭而言，也未尝不是暗责李鸿藻过分信任张佩纶，因而更不愿再多说什么。
然而就事论事，却不能不进忠告，“礼不如恭，张逊于李，尽人皆知。上头既然这么进退，当然通前彻后想过，无烦陈词。说不定正是要用他们‘无用’这个短处。我看，回天甚难！”张华奎略停一下，“文章虽恳切，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我知道，坏处是徒然得罪礼、张二人。我不在乎！”盛昱使劲摇着头，“连恭王都得罪了，我还怕得罪那一个？”
“这么说，就递吧！我来替你抄。”
张华奎一面缮折，一面在寻思，这个局面断乎不是这批人能顶得下来的。慈禧太后到底也是精明强干，能够分别贤愚的人，等大局更坏，那班人搞不起来时，还得恭王跟李鸿藻内外相维来收拾烂摊子。
因此，恭王的冷灶不能不烧。现在看盛昱的意思，上这个折子，不是指望慈禧太后会收回成命，无非补过的表示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表示得更明白些，切实些？
打定了主意，便等写完折子，校对无误，帮着封缄完毕，才又说道：“劾恭王是为国，没有人敢责备你不对。不过，大哥，私底下你还该上恭王府去一趟才是。”
盛昱一愣，两眼眨了好一会，突然一拍桌子，倏地起身：
“你说得对！我马上就去。”
“这才显得你襟怀磊落。”张华奎又问：“平时上恭王府，是公服，还是便衣？”
“除了婚丧喜庆，或者逢年过节致贺，总是穿便衣。”
“那还是便衣为宜。”
盛昱接纳了建议，不但穿的便衣，而且是很朴素的黑哔叽夹袍，直贡呢马褂，带一顶同样质料的瓜皮帽。这就颇有小帽青衣，待罪听训的味道了。
一到大翔凤胡同鉴园，王府的护卫下人，都不免“另眼相看”。他们也隐隐约约听得传闻：“王爷碰了大钉子，都只为熙大爷上了个折子，不知说了些什么？”再看到盛昱这副气象萧索的打扮，与平日裘马翩翩的丰采，大不相同，越发有种异样的感觉。
当然，在表面上跟平时毫无分别，依旧殷勤接待。盛昱却反不如平日那样潇洒，要先探问恭王此刻在做些什么？
“有三批客在，都是客气的客人。总得半个时辰，才能敷衍得走。熙大爷先在小客厅坐吧。”
恭王的小客厅是专跟熟人闲叙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到得了那里。如今听下人这样说法，至少可以证明，恭王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恼怒。不然，纵使不会象荣禄得罪了醇王，太平湖府邸的门上奉命拒而不纳那样予人难堪，亦决不会仍然视他为王府的熟客看待。
意会到此，虽觉安慰，但更愧歉。在小书客房里也就不会象平常那样，摩挲观赏恭王新得的砚台或字画，而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在琢磨恭王对自己的态度。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得怪里怪气的一声：“王爷到！”
盛昱正在出神，蓦然听这样一喊，不由得一惊，略一定神，才想起是廊上那只白鹦鹉在作怪。抬眼望去，垂花门口果然有了影子，便抢上两步，到门外迎候。
恭王的步履安详，神态沉静，等他行近，盛昱垂手叫了一声：“六叔！”
“你来了多久了？”恭王一面问，一面进了屋子。
“有一会了。”盛昱答应着，跟了进去。
到了里面，恭王就在窗前一张坐惯了的西洋摇椅上坐下，听差的送了茶，悄悄退了出去，顺手将帘子放下。春日迟迟，蛱蝶双双，炉烟袅袅，市声隐隐，是好闲适的光阴，但盛昱却无心领略，不等出现要令人窒息的沉默，便站起身，向恭王面前一跪。
“六叔！我特地来请罪。”
“言重，言重！请起来，请起来！”
恭王亲手来扶，盛昱抓着他的手说：“六叔，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心里难过，我闯这场祸，对不起列祖列宗。”
听得这话，恭王的脸色沉重了，“你起来！”他的声音带着点嘶哑，“你不必难过。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真正谅解的话，对盛昱来说，自是绝大的安慰，答一声：“是！”起身又问：“六叔，不知道见了我的原折没有？”
“还没有看见，听人说了。你的折子没有。”恭王说道，“我在军机眼总署二十三年，国事如此，自然难辞其咎。”
“话虽如此，我亦太苛刻、太操切了。”盛昱不胜扼腕地说，“激出今日的局面，实在意想不到。赎愆补过，责无旁贷，我一定还要上折子，只怕力薄难以回天。”
“不必，不必！”恭王正色劝道，“无益之事，何苦枉抛心力。”
“六叔！”盛昱固执地，“我一定要试一试。”
恭王大为摇头，是那种自觉劝告无非废话，懒得再说的神气。
“六叔！”盛昱仿佛好奇似地问，“难道事前竟一无所闻？”
“今日的局面，由来久矣！”恭王率直答道：“你七叔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让他试一试也好。今天我听见一句南方的俗语，很有意思，‘见人挑担不吃力。’这副担子等他挑上肩，他就知道滋味了。”
“这一层，我就不明白了。本朝的规制最为严整，军机承旨，机密异常，事权不容假借，七叔未有任何名义，如何过问枢务？”
“现在那里还谈得到规制？”恭王苦笑，“垂帘又岂是家法？”
“这……，”盛昱愣了半天说：“这我就更要力争了。不过，我也实在想不出，七叔如何能在暗中操纵？”
恭王笑笑不答，换个话题问道：“近来看些什么书？”
“在重温春秋三传。”
“喔！”恭王走向书架，抽出来几个本子，“我这里有些抄本，你不妨带回去看。”
盛昱每次来，总要带些书回去。有时看完送回来，有时经年累月留着，其中颇有精錾孤本。恭王却从不问一声，无形中便等于举以相赠了。
看到书架，盛昱不由得想起恭王相待之厚，内心益觉惶恐，因而也就无心检阅那些抄本的内容。恭王却好整以暇地跟他大谈春秋之义，心神别有所属地应付着，颇以为苦。
幸好，有人来解了他的围，是王府的门上，送进来一批文件，大半是表示慰问的应酬信，恭王看过丢开。拆到宝鋆的一封信，门上说道：“宝大人府上的人，在等着回话。”
恭王不答，将信看完了，顺手递给盛昱，“宝佩蘅也太过分了。”他说，“你看看。”
信中是约恭王逛西山，说预备了“行厨”，又说要跟恭王分韵赌诗。兴致显得极好似的，当然是故意要做出得失不萦于怀的闲豫之态。
“这，”盛昱率直答道：“未免近乎矫揉造作。”
“正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转脸对门上说：“你跟来人说，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
这就是回绝的表示，门上答应着退了出去。恭王继续看信，其中有一封看得很仔细。盛昱探头略一张望，发现字句中有“双抬”的地方，不由得加了几分注意，因为这必是提到上谕，才会用“双抬”。
看完，恭王默无一言地将信递了过来，盛昱的疑问有了解答。军机章京送信告知：已有慈禧太后的朱谕，军机处遇紧急要件，着即会同醇亲王商办。
“这不成了太上军机大臣了吗？”
“先帝龙驭上宾的第二天，议上皇帝本生父的尊号，定议仍为醇亲王，加世袭罔替。我当时说过一句话以‘但愿世世代代，永远是此称号。’今天，我还是这句话。”
恭王的意思很明白，但愿“太上军机大臣”，不会成为“太上皇”。然而皇帝未亲政前已经如此，亲政后，又谁会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因此，他决定本乎初意，上疏力争。朝士中亦颇有与他持相同见解，主张预作裁抑的，这更加深了盛昱的决心。回家以后，立刻拟了个奏稿：
“钦奉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钦此！仰见皇太后忧国苦心，以恭亲王等决难振作。以礼亲王等甫任枢机，辗转思维，万不得已，特以醇亲王秉性忠贞，遂违其高蹈之心，而被以会商之命。惟是醇亲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分地綦崇，即不当婴以世事，当日请开去差使一节，情真语挚，实天下之至文，亦古今之至理。兹奉懿旨入赞枢廷，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仰且任怨，醇亲王怡志林泉，迭更岁月，骤膺烦巨，或非摄养所宜。况乎综繁赜之交，则悔犬易集，操进退之权，则怨讟易生，在醇亲王公忠体国，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怀，当又不忍使之蒙议。奴才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军机处事务较烦，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着不必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过而罚，罚所不忍，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圣谟深造，万世永遵。恭亲王参赞密笏，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乎？伏恳皇太后懔遵祖训，收回醇亲王会同商办之懿旨，责成军机处臣尽心翊赞。遇有紧要事件，明降谕旨，发交廷议。询谋佥同，必无败事。醇亲王如有所见，无难具折奏陈，以资采择，或加召对，虚心廷访，正不必有会商之名，始可收赞襄之道也。”
稿子是拟好了，但一时还不能递。因为前一个“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的拆子，递上去以后，还没有着落。果然感格天心，恭王能够复用，那么会同醇王商办，也未始不可，因为有恭王从中裁抑，醇王或他的左右，纵有异谋，亦必不能实现。
等了五天，消息沉沉。前一个折子一定是“淹”了，盛昱觉得不必再等，毅然决然将后一个折子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折子，觉得话说得有道理，要驳很难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理由，只好留中不发。但是第二个折子却又到了。
此人是个蒙古名士，名叫锡钧，字聘之，镶白旗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点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编修，兼充日讲起注官，照例得以专折言事。
“奴才知醇亲王决疑定计，一秉大公，断无游移畏葸之弊。所虑者军机处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机势所在，亦怨讟所丛，醇亲王既预其事，则凡紧要事件，枢臣会商，即非紧要事件，枢臣亦须商办。若令醇亲王时入内廷，圣心固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况事之成败利钝，本难逆暗，万有一失，枢臣转得所借口，在醇亲王不避嫌怨，即归过于己，亦所不辞。第恐颂王之功者多，规王之过者少，即有忠直敢谏之臣，念及朝廷有难处之隐。亦无不括囊，于是揣摩之辈，窥此窍要，媚王左右，蔽王听闻，百计营谋，不售其术不止。即王不堕其术中，而以尊亲之极，值嫌疑之交，以视王之初心，似未相副。奴才以为事与其难处于后，何如详审于今。”
这番议论，比盛昱的折子，更来得透彻宛转，但亦更难折中协调。依然只有留着再说。
不想第三个折子又来了。这次是个汉军，名叫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也是下五旗的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成进士，点翰林，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的见解与锡钧相仿佛，词气却更锐利。慈禧太后将这三个折子并在一起看，看出异样来了。这件事反对的都是旗人，反而平日动轧上折的那班汉人名士，倒默无一言，岂不可怪？
不论如何，已经有了三个折子，如果不能明白宣谕，一定还有讲话的人。奏折留中，本是不得已的事，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表示，倒显得仿佛有难言之隐，输了理似的。因此，她决定将这三个折子都发了下去，交军机议奏。
就这几天的工夫，军机处的办事规制，已出了新样。醇王自然不进宫，军机处掌权的是照多少年来的规矩，不是首辅问到，不得发言的“打帘子军机”孙毓汶。张之万向来善说模棱两可的话，额勒和布沉默寡言，而礼王世铎只有一样差使，居间将发下来的奏折及孙毓汶的话传到适园，请醇王拿主意。这样的办事方法，叫出一个名堂，名为“过府”。
“这都是‘那边’指使的。王爷，你想，”孙毓汶说，“怎么汉人都不说话？”
“那边”是指恭王，世铎当然明白。不过他向来任何人都不肯得罪，所以听得这话，不愿附和，只这样问道：“莱山，你只说怎么办吧？最好写封信，省得我传话说不清楚。”
首辅干的差使，比新进的军机章京还不如。额勒和布听在耳朵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也只有摸摸发烧的脸而已。
孙毓汶的感觉，跟他却好相反，当仁不让而得意洋洋地答道：“当然是‘应毋庸议’。此中委曲，外人岂能尽知，朝廷又何能尽行宣宗？等我亲自来‘票拟’。”
‘票拟’是明朝内阁所用的成语，代皇帝批答奏章，属于宰相及秉笔司礼太监的职掌，孙毓汶用这句成语，俨然以首辅自居。世铎听了亦觉得不是滋味，无奈一方面醇王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真拿不出主意，只好装聋作哑，坐在孙毓汶旁边，看他提笔写道：
“钦奉懿旨：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
写到这里，孙毓汶停笔问道：“王爷，你看我这段意思如何？”
“我不大明白。你说给我听听，回头七爷要问到，我好有话说。”
“这是指当初‘诛三凶’，不能不用恭王领军机，是不得已之举，大家不都体谅朝廷的苦衷吗？”
“是啊！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又提一笔？”
“当然要提。以前不得已，如今也是不得已，大家体谅于前，又为什么不能体谅于后？”
接着，孙毓汶又提笔写道：
“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事件，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令。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写完封好，并在原折一起，连同其他“紧要事件”，“寻常诸事”的章奏，一起打个“包封”，由世铎“过府”去“取进止”。
对于盛昱等人的奏折，醇王另有看法，“这是因为军机上，汉人用得太多了，他们有点挂味儿。”他说，“肃顺自然该死，不过用人不分满汉，这一点不能不说他眼光独到。当年僧王不喜汉人，尤其不喜南边的汉人，可是他带兵这么多年，造就了什么人才？如今咱们要保住大清江山，还非重用汉人不可。就拿眼前来说，中法交涉不能不借重李少荃，越南的军事，也不能不起用湘淮宿将。咱们旗人的军队，除非我亲自带神机营到前方，还有什么人能用？再讲指授方略，我跟你老实说，我也只能靠许星叔，不说别的，只说那一带的山川形势，咱们旗人当中，就没有人能弄得清楚。”
世铎唯唯称是，毫无主张。醇王亦不愿跟他深谈，依照自己的意思，施展汉人恩威并用的手段，奏请将刑部侍郎许庚身派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专管军务。同时改组总理衙门，以奕劻“管理总署事务”，约略等于恭王以前的地位。宝鋆、李鸿藻、景廉所空下来的三个位子，派了阎敬铭、许庚身，以及翁同和的得意高足，内阁学士周德润接替。
越南战事失利的责任，自然也要追究，一连发了两道密谕。第一道是：“前已有密旨令潘鼎新驰赴广西镇南关外，备旨将徐延旭拿问，并令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现计潘鼎新应已抵广西，着该抚派员迅将徐延旭解京交刑部治罪；并着潘鼎新会同王德榜将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切实查讯，如系弃地奔逃，即行具奏请旨惩办，毋庸解交刑部。已革总兵陈得贵，防守扶良炮台，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带队落后，畏缩不前，均着即在军前正法。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
第二道是：“云南边防紧要，迭经谕令唐炯出关督率防军，坚守边疆门户，乃该抚并未奉有懿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以致官兵退扎，山西失守，唐炯不知缓急，遇事退缩，殊堪痛恨。前已密谕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现计张凯嵩应已至滇，即着派员将该革员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
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紧张。因为党敏宣全师后遁，不但所部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敏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子材的旧部，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子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敏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乱。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部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阳人，却投身淮军，又辗转归入王德榜部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敏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硬拚”了。
商定步骤，分头进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马弁出镇南关，直投党敏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敏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具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色不变，他精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流年，认为能从北宁逃出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迎，料想无他。就这样，为防万一，还是带了两把手枪防身。
等到一进镇南关，守关稽察出入的一名把总，上前迎接，宁裕明一下马便嚷着：“快快备水洗脸！先洗脸，后吃饭，请你赶快预备。”
一路仆仆风尘，天气又热，饥渴交加而汗出如浆，那名把总很会办差，很快地备好了大桶凉茶、大批蒲扇，热水新手巾。党敏宣的几十名亲兵，解下武器，洗脸的洗脸，喝茶的喝茶，乘凉的乘凉，戒备全弛。
党敏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马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敏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敏宣知道着了道儿，脸色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根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口勒”，让他不得出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敏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敏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按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怎么？不出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出花样，武器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什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性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将党敏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进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敏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壁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象，到底真有这道手谕，还是出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道自己死定了，勃然变色，大声说道：“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管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敏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流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高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出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身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塞清议的一个障眼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出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做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道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强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做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道“六百里加紧”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出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子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子的本意，用心甚深。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出一个足以欣慰的迹象。折子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
奏折中的警语是：“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防饷惜一分，赔兵费转加一分。”以下又分列设防六事，对李鸿章似贬实褒，说“李鸿章办理洋务，最遭诟病，而能战能和，缓急足恃者，亦仅仅北洋一处。”对张树声，则报张华奎鼓励盛昱掀起轩然大波之怨，很放了两枝暗箭，说越南军务的军火，本“责成张树声经理，乃该督仅能自顾东防。即如此次滇军所需军火，该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广州者，应解滇军，略一转移，岂不直捷？臣实百思不得其解。”意思是军火有好有坏，好的留给同为淮军的潘鼎新，坏的解交漠不相关的岑毓英。以下提到奉旨主持琼州防务的彭玉麟，请求“饬下张树声，同心合力，无掣其肘”，攻讦得更露骨了。
这个奏折颇为醇王所重视，承旨所发的密谕，完全引伸其义。同时召集廷议，咨询和战大计，张佩纶又慷慨陈奏：“夫中国以平粤捻、定新疆之余威，二十年来，师船火器，糜饷以巨万计，出而保一越南不能，非唯疆场诸臣之咎，老成宿将及凡有血气者，当亦羞之。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然则今日之事，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法言可许则和，不可则不和，兵力可战则不和，不可战则和。”
这段议论，字字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当然也有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梁鼎芬的一个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怒——梁鼎芬主张杀李鸿章。
梁鼎芬籍隶广东番禹，是粤中名儒陈澧的学生。陈门高弟，最有名的三个人：江西萍乡的文廷式、广西贺县的于式枚，再有一个就是梁鼎芬。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最厚，厚到于梁甘让艳福于文道希，因为这两个人跟翁同和、潘祖荫一样，都是天阉。
三个人当中梁鼎芬的年纪最轻，但科场很得意，光绪六年中进士、点翰林，年方二十二岁。他的房师是湖南人，名叫龚镇湘，有个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为母舅家所抚养，龚小姐的这位母舅就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
龚镇湘看中这个门生年少多才，托王先谦做媒，将侄女儿许了给梁鼎芬。龚小姐美而能诗，又画得一手花卉，梁鼎芬敬之如佛，特题所居为“栖凤苑”，然而名为双宿，实同孤栖。隔了两年文廷式赴北闱进京，住在梁家，不知如何协议，梁夫人做了不居名义的文太太了。
三年散馆，梁鼎芬当了编修，也是名翰林之一，其时广东在京的名士，以李文田为魁首。但是，这样一位通人，却深信风水星相，他的“子平之术”，在京里名气甚大，这年为梁鼎芬排八字，算他二十七岁必死。
梁鼎芬算算只有一年可以活了，大起恐慌，便向李文田求救，可有禳解之术？李文田告诉他：除非有什么大祸发生，不然不能免死。
大祸从何而来？想来想去想通了，“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不妨自己闯一场大祸。恰好廷议和战大计，便拿李鸿章作题目，上折说他有“可杀之罪八”。奏折写成，为他的舅舅所发觉，极力阻止，而梁鼎芬执意不从。他的想法是：此折一上，多半会得充军的罪名，既可以禳解免死，又可落个直声震天下的大名，一举两得，十分合算。只是这个打算不足为他人道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重重治梁鼎芬的罪，而阎敬铭要救他，说他书生之见，不足计较。多方劝解，慈禧太后才不追究，不过心里已记住了梁鼎芬的名字。
此外还有许多折子，大都主战。最有力的两个，一个是邓承修领衔，连名的八个人，都是清流，另一个是浙江道御史圣裔孔宪谷领头，列衔的更多，主战以外，还论筹饷之道，主张以内务府的经费，全部移作军饷，至于宫廷的供应，只要责成内务府大臣师曾和文锡以私财承办，就绰绰有余了。
“言路又嚣张了！”世铎惴惴不安地跟孙毓汶说：“要杀直隶总督的头，要抄内务府大臣的家。这样子下去，如何得了？”
“王爷，咱们等着看好了。”孙毓汶说，“莱山有办法。”
他是从张佩纶慈眷不衰得到明证那一刻起，就已大起戒心。言路嚣张，自然要设法抑制，而擒贼擒王，又得在一批清流班头上动脑筋。第一个当然是张佩纶，第二个是陈宝琛，只要拿这两个人制服了，其余便不难对付了。
由于慈禧太后和醇王都很欣赏张佩纶的才气，孙毓汶便将计就计，想了极妙的一策。他向醇王进言，法国兵舰侵入厦门、基隆之间，闽海防务吃紧，非派张佩纶筹办福建海疆事宜不可。因为第一、张佩纶才大心细；第二、海防一向由李鸿章主持；闽海防务如果不能得北洋的全力支持，根本无从谈起，而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极深，必能和衷共济。换句话说，派张佩纶到福建，等于就是课李鸿章以筹防闽海的责任。
在他的想法，张佩纶此去，书生典兵，必无善果，不但调虎离山，而且也是借刀杀人。万一师出有功，那也很好，无论如何是枢廷调遣有方，比起恭王和李鸿藻用唐炯和徐延旭，岂不是强得太多。
当然，醇王不会知道他肚子里的打算，只觉得张佩纶确可大用，所以欣然同意。
于是孙毓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以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陈伯潜纯然书生，诗做得好，没有听说他懂军务。”醇王有不以为然之意，“而且，他江西学政也还没有满任。”
“不必他懂军务，军务有曾沅甫在，他不懂不要紧。”孙毓汶答说，“曾沅甫也是主和的，对于两江防务，不甚在意，有个陈伯潜在那里坐催，他不能不鼓舞振作。王爷，这就跟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是一样的道理。至于学政虽为三年一任，两年就调的也多得是。朝廷用人自有权衡，那怕刚到任就调差，又有何妨？”
猴子的比喻虽轻薄，倒也贴切，伏枥过久，筋骨懒散，虽骏骨亦成驽下，所以养马之法，常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利用它跳踉撩拨，时刻不停地逗马活动，代替溜马的功用。陈宝琛书生虽不知兵，而主战，若是会办南洋军务，自然不容曾国荃偷闲苟安。醇王觉得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不过，“吴清卿虽说带过兵，打洋枪的准头甚好，比起李少荃来，可就差得太远了。”醇王问道：“何用他去会办北洋？”
“这跟用陈伯潜会办南洋的作用差不多。李少荃一向不主张用兵，保全和局，这当然是对的，就怕他求和之心太切，万一必得开仗时，暗中阻挠。有吴清卿在那里，至少也是个耳目。”
“这倒也是。就怕李少荃心里不高兴。”
“不碍。”孙毓汶答道：“李少荃最敬重王爷，不妨给他去封信。吴清卿到北洋，决不是分他的权，只不过吴清卿也练了两三千的兵，供他驱遣而已。”
醇王的耳朵软，很容易为人说服，所以经过孙毓汶的一番解释，不以为然的初意，涣然而消。当然，他决不会想到孙毓汶不但是调虎离山，而且还包含着借刀杀人的祸心。曾国荃、李鸿章岂是好惹的？陈宝琛与吴大澂如果自恃清班，傲慢不驯，或者急于图功，不知进
退，惹起曾、李的猜忌之心，随时都会上奏参劾，那时欲加之罪，不患无辞，一下子可以将清流投入浊流。
于是第二天就有上谕：
“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着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着会办南洋事宜；翰林
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着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
见到邸抄的人，包括张佩纶自己在内，无不觉得大出意外，尤其是陈宝琛会办南洋，真是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此，从王公大臣到微末闲员，凡是关心时局的，都以此作为话题。
正在病中的恭王，岂有识不透其中机关的道理？只是不便揭破，但到底是爱才的人，不免替陈宝琛担心。
“两江可有得热闹了！陈伯潜的福建官话不容易听懂，曾沅甫的湘乡话，有人说象牛叫，两个人怎么能谈得到一处？”他这样对来探病的盛昱说。看似诙谐，实有深意，盛昱当然了解。
接下来，恭王又论另外两名“新贵”。他认为李鸿章曾经保过吴大澂，所以对新派的这
位“会办”，不致有何成见，如果吴大澂能跟北洋衙门的文武官员融洽相处，境况将会比陈
宝琛好得多。
至于张佩纶的新命，无疑地是腾踔云路的开始，“幼樵的身分跟他们又不同。南北洋原有大臣，闽督则并无专办海疆的成命。所以幼樵名为会办，实在是钦差。而况，”恭王笑道，“幼樵的奥援很有力量，不光是朝中的力量。”
这是指李鸿章而言。所谓“不光是朝中的力量”，意思是说还有北洋水师的实力，以此支援张佩纶，则岂浙总督和船政大臣，亦不能不拱手请他主持闽海筹防的全局。
“提到这一层，”盛昱忍不住又要直言了，“我最不佩服幼樵。李相诚然是国家柱石，然而凡百作为，闽无可议之处？幼樵以风骨自见，责人务求其苛，何以弹章不及于李相。而且爱屋及乌，连‘李大先生’亦幸免了。这何能教人心服？”
“李大先生”是说李瀚章，他的官运确是由“李二先生”而来的。恭王笑笑答道：“我佩服少荃的手段，就在这里。能收服张幼樵，实在比如来佛收服齐天大圣还难。如今幼樵会办海疆，更是收发由心了。”
最后这句话，骤听费解，要细细体味，才能参悟出其中的深意。李鸿章自然要保全和局，但主战的论调抬头，朝命严饬北洋水师投入战场，李鸿章既不能抗旨，又难以挽回，会遭遇极其困难的局面。如今由张佩纶出面筹防闽海，则一切情况都在掌握之中，要和要战，自然收发由心。
了解到这一层，盛昱倒不免替张佩纶为难，因而问道：“幼樵平日持论侃侃，忠义奋发之气，溢于言表，将来局势变化，果真不免于一战之时，他又如何回护李相，保全北洋的实力？”
恭王笑笑，这一笑使得盛昱微感不快，因为那有笑他书生不晓事的意味。
不过笑归笑，还是给了盛昱很明白的解答，当然那有着教导后辈的味道：“你没有到那种位置，也没有做过那种要承人意旨的官，自然没有这方面的阅历。象这种情形，李少荃最善应付，俗语说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又道是：‘只拉弓，不放箭。’拿面子糊弄过去，徐图挽回，十之八九可以奏效。不过幼樵到底不脱书生的本性，是不是肯完全听任少荃的摆布，大成疑问。”
说到这里，恭王面有忧色。这使人费解，盛昱率直问道：
“难不成这样子倒不好？”
“不好！”恭王摇摇头，“李少荃到底才大心细，有他整套的办法，如果肯听他的，必有效验。果然象左骡子那样，一万个不佩服，处处别出手眼，倒也能弄出一个样子来。就怕样样听他，到了关节上自己又有主张，那非偾事不可。”
这自然是极深刻的看法，但如何偾事，却无从想象。盛昱的心热，颇很想写封信对张佩纶有所规谏，只是着笔颇难，而且清流中他们已分道扬镳，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也决不会有人认为他的逆耳忠言，出于善意。这样一想，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了。
在张佩纶，却兴头得很，精心构思，撰了一通谢表，以范仲淹、陆逊自拟。接着便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请教进止机宜，到第二天李鸿章的复电到达，才递谢表。
照规矩当天召见。这是张佩纶第二次“独对”，慈禧太后颇有一番奖勉之词，然后谈到对法的和局。李鸿章与法国的代表福禄诺，已经议定中法简明条约五款，前一天刚由总理衙门据情转奏，慈禧太后便以此垂询张佩纶的看法。
“和局务宜保全，请皇太后圣明独断，执持定见。”张佩纶的声音，清晰有力。接下来便解释必须保全和局的原因：“越南的军务，到此地步，已无可挽救。现在法国调集军舰，打算攻我台湾基隆，夺取煤矿，又要想夺我福建船厂，果然狡谋得逞，既不缺煤，又有船厂可以修理军舰，它们就可以一直撑下去，非索赔大笔兵费，不满其贪壑不止。所以如今的上策，是先了结越南的纠葛，全力筹防闽海。不然，兵连祸结，益发难以收拾了。”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越南的局势，弄到这样，提起来真教人不甘心。唐炯、徐延旭太不中用！”
“唐炯、徐延旭当然有负圣恩，不过事权不专，督抚又不能同心协力，自难免失利。”张佩纶停了一下又说，“南方的防务，实以广东为重镇，广东的接济，能够源源不断，前方才可以放胆进兵。臣以为越南军务失利，不尽是唐炯、徐延旭的过失。”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在攻击张树声，慈禧太后自然明白，不过这时候不愿将话题扯得太远，所以没有再提广东。
“张佩纶，你平日很肯留心时局，如今派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总要筹个长治久安之计才好。”
这话正碰到张佩纶的“满腹经纶”上，因而很响亮地答声：“是！”然后略停一停，大谈海防：“我中国幅员辽阔，海岸东起奉天、锦州，南到琼州、廉州，绵延万里之长，本来就防不胜防。加以俄国占据海参崴，想攻我混同江；英国取香港，法国取越南，葡萄牙取澳门，三路进逼广东；日本袭击琉球，志在台澎，形势对我更为不利。现在西洋各国在红海开运河，辟了一条捷径，而且安设海底电线，信息极快，一旦有事，征调军舰，极其方便。在我国，只能调集陆军，扼守海口，而在外国，进则有利，退则停泊在大海之中，我军望洋兴叹，不能追击，所以对他们并无害处。主客易势，劳逸不同，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
这番侃侃而谈，言之成理而颇有创闻的陈奏，慈禧太后深为注意，“照你这么说，我们中国就没有法子防备了？”她怀疑地问，“总不致于吧？”
“事在人为。”张佩纶答道：“水师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同治年间，丁日昌奏请设立三洋水师，原折下督抚重臣议奏，左宗棠以为洋防一水可通，一有警报，兵轮可以齐集支援，倘或强划为三洋，名为各专责成，其实各不相关。李鸿章也说：‘沿海口岸林立，处处驻扎重兵，不但耗费浩繁，而且备多力分，主张全力扼守要害’。这都是老成之言，必在圣明洞鉴之中。”
“是的，我记得他们当初是这么说。督抚的习气，向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剿匪也好，对付洋人也好，一出自己的疆界，就撒手不管了。文宗在日，最恨各省这个样子，现在就是南北洋，争械争饷，也都不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这次到福建，务必跟总督、巡抚、船政大臣和衷共济。同为朝廷办事，办好了大家有功，一件事办坏了，共事的人，说这个有罪，那个反倒有功，是断乎不会有的事。”
“是！”张佩纶加重语气答道：“臣必谨遵慈谕，任劳任怨。”
“沈葆桢创办船政，很有效验。不过现在要制洋人，总还得另有一套办法。总理衙门跟北洋已经商量过这件事，你总知道？”
“是！臣是知道这件事的。李鸿章跟总理衙门常有信使往来，反复讨论，现在意见差不多一致了。”张佩纶略停一下，用很有力的声音说：“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
“你是说专设一个衙门管理水师？”
“是！西洋兵制，水师都设海军部，兵柄极重。”张佩纶说：“总税务司赫德在总理衙门谈论军事洋务，亦劝我中国设立总海防司。水师既然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自然宜乎专设水师衙门，统筹调度。”
“设衙门倒没有什么，不过多用几个人。创设外海兵轮水师，只怕不是一两百万银子所能办得了的，这笔经费，从何而来？你们想过没有？”
“臣等亦曾筹议，沿海共有七省，外海兵轮水师，既然一军应七省之防，则七省合力供水师一军之饷，亦非难事。所难的是，怕七省督抚，各持门户之见，不肯通力合作。”
“这倒不要紧。谁要是不肯尽力，朝廷自有处置的办法。”慈禧太后想了好一会，用沉着有力的声音吩咐：“你好好写个折子来。一条一条，越详细越好。”
“是！”
“你这次到福建，虽说会办海疆事务，身分是钦差，福建的船政也可以管。”慈禧太后又说：“你赴任以前，不妨先到天津找李鸿章谈谈去。你不是跟李鸿章很熟吗？”
“是！臣与李鸿章世交。”
“你见了李鸿章，告诉他：朝廷待他不薄。多少人参他，我都压了下来。他也该激发天良，好好办事。”慈禧太后又说：“有人骂他是秦桧、贾似道，这话虽然过分，李鸿章也不能没有警惕。保全和局不是含混了事！”
“是！”张佩纶说：“臣见了李鸿章，一定将皇太后操持的苦心，细细说给他听。”
“现在国家多事，有好人才一定要让他出头。你向来遇事肯留心，可知道有什么能干的人？”
张佩纶已听说有人保举江苏江安粮道张富年、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已分饬三省巡抚转知来京，听候召见。张富年他不熟，薛福成和张荫桓是知道的，都是干练通达，可办洋务的人才。但薛福成是慈眷正隆，已调任顺天府尹的薛福辰的胞弟，为恐慈禧太后疑心他有意迎合起见，所以只提张荫桓。
“据臣所知，安徽道员张荫桓，虽非科举出身，很读过些书。以前在山东服官，阎敬铭、丁宝桢都很器重他。此人熟悉海防、商务，勇于任事，若蒙圣恩拔擢，臣料他不致辜负委任。”
“嗯，嗯！也有人这么说他。”慈禧太后说道：“另外有才干的，肯实心办事的人，你也该随时替朝廷留意。”
奏对到此，告一结束。张佩纶退出宫来，第一件事便是将召见情形，专函告知李鸿章。信到之日，正好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简约；一共五款，第一款是：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如有他人侵犯，均应保护。表面上好象尊重中国，实际上是法国变相取得越南的保护权。李鸿章当然懂得其中的奥妙，但他只求不赔兵费，其余都好商量，至于条约的文字，只要没有刺眼的字样，就可以瞒过言官的耳目。因此，画押以后，奏报朝廷，曲意解释：
“自光绪七年以来，曾纪泽与法外部总署，暨臣与宝海、特利古等，往复辩论，案卷盈帙，均无成议，愈办愈坏。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降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请言和，删改越南条约，虽不明认为我属邦，但不加入违悖语意，越南岂敢借词背畔？通商一节，谕旨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既云“北圻边界”，则不准入内地明矣。兵费宜拒一节，该国本欲讹索兵费六百万镑，经嘱马建忠等，历与驳斥，今约内载明，不复索偿，尚属恭顺得体。中国许以北圻边界运销货物，足为中法和好互让之据。”
这“通商”范围与“兵费宜拒”，是朝廷特饬办理和约的要旨，另外还有一点，是要保全刘永福的黑旗军。这牵涉到北圻撤军，最费周章，简约第二条，就曾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撤回边界。”但刘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问。
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出处，是李鸿章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几乎上到太后、下到小民，内而军机处、总理衙门，外而驻法使臣曾纪泽，都认为刘永福和他的部属，对国家不但过去大有功劳，将来还大有用处，所以从马建忠自上海陪福禄诺北上准备与李鸿章议和之时起，就不断有人上奏，包括张佩纶在内，无不要求保全刘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当然会顺应舆情，在指示李鸿章议和宗旨的四款密谕中，最后一款就专为维护刘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敌之所恶，李鸿章知道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肯让步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将刘永福视作官军，依据五款简约第二款，从北圻撤退，法国就会当“土匪剿办”，这那里是保全之道？当然，刘永福自己知难而退最好，无奈这是不可能会有的事。至于李鸿章个人对刘永福的观感，倒跟法国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刘永福捣乱闯祸，害得和局难成；第二是轻视，断定刘永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滇、桂边境的整个局势来看，认为刘永福是一块被重重围困，杀不出路来的“孤棋”。但是孤棋有两只“眼”亦可“做活”，从前的两只眼是唐炯、徐延旭，这两只眼现在变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两只眼，一只眼是岑毓英、一只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鸿章在开议之初，就有一个打算，关于刘永福的出处，唯有在和约中不谈。然而何以不谈又必得有番话搪塞朝旨和清议，所以复奏的措词，很费了些苦心：
“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受伤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这是极言刘永福不能“御大敌”，且为敌轻视，不值得保全。接下来，便想借重朝廷的力量，先解决刘永福，免得将来发生冲突，自己经手和约，脱不得干系：
“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反复，法兵必渐撤减，滇、桂边防各军，亦宜及早切实整顿，凡不得力之勇营，应逐渐裁减，汰无用而留有用。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严明约束，酌加减汰，预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这道奏折与议定五款简约，同时上达御前。慈禧太后与当政王大臣倒都没有话说，但言路大哗，朝旨命李鸿章应该博采群言，不可稍执成见。这一来，李鸿章心存畏惧，跟福禄诺还有些附带的口头协议，就不敢奏报了。
附带的协议是由简约第二款而来的。这一款前段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但是，中国“防营”何时调回呢？福禄诺提出要求，沿广西边界的，限简约生效后二十天内撤回，在云南边界的，限期则放宽一倍，是四十天撤回。虽未达成协议，但无论如何是经手谈和的人，必须了清的首尾，而李鸿章因为清议不满于简约内“未将越南为我藩属一层，切实说明”，不敢再谈撤兵，所以隐匿不以上闻。
好在这到底是简约，根据第五款规定，三个月以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在清议觉得还有挽回利权的机会，认为不妨到时候再说话。在李鸿章则认为三个月以后还可以说明经过，此时不说不妨。
就这样，对法和议就算糊里糊涂结束了。
正在这时候，张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劳过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须发多白，越显得是忧国荩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宫门请安，当即召见。慈禧太后手里压着一个张树声因病请开两广总督缺，专治军事的奏折，要看张之洞的奏对如何，再作道理。
当然，召见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几个关键，一跳过去，就是龙门，道员擢监司，巡抚升总督都是，张之洞心里有数，早就有所筹划，因而奏对甚称懿旨。
问到越南的军事，他不必为他的至亲唐炯辩让，亦不必攻讦张树声，只说目前滇桂边境的用兵，两广总督的职司就象剿捻时候的两江总督一样。当年曾国藩坐镇江宁，全力为前方筹办粮台，李鸿章得无后顾之忧，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现在两广总督亦能多方调度，要械有械，要饷有饷，源源不绝地输运边境，则前方将士，无虞匮乏，自然可以严申纪律、效命驰驱。
这话在慈禧太后自然觉得动听。张树声出身淮军，对边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许多人说过话，最近张佩纶还曾提到。张之洞翰林出身，与湘淮俱无渊源，而且勇于任事，教他到两广去筹划粮饷，当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无私。
然而粮饷又从何而来呢？张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条路子，不过这条路子不宜陈之于庙堂，更怕清议抨击，不能不严守秘密。所以只含含糊糊地答奏，广东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经手人侵吞中饱，只要肯实心整顿，多方爬梳，弊除则利自生。
这番话又是慈禧太后所爱听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发上谕：“张树声准开两广总督缺，仍着督率所部，办理广东防务。两广总督着带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极盛，李鸿藻门下两张都是门庭如市，红得发紫了。
二张的大用是李鸿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从三月十三“降二级调用”到现在一个半月，始终未有后命。这表示还有滥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这两个人解到京里，审问定罪，看情节可以不予察议，才会补用。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无官无职不必上衙门，也就不致于难堪。能这样“闭门思过”过一年半载，等张之洞在广东、张佩纶在福建，大展长才，更邀慈眷之时，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开复原官，岂不比降补内阁学士，再循资升转强得多？
因为如此，他反倒不愿吏部具折题补。好在吏部两尚书，一个是接自己遗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个是翁同和的把兄弟，跟自己的关系也极深的广寿，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虽已罢官，门庭并不冷落，尤其是两张，几乎没有一天不到宣武门外，曾为严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绳匠胡同李宅长谈。
这时的张佩纶，已经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谕，上了一个“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特派重臣经画”的奏折，这所谓“重臣”，当然是李鸿章，而将来不管水师衙门设在京师，或者天津，李鸿章只会兼管，不会专任，专任之责，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来只象某处黄河决口，特简大臣为钦差去踏勘实情，就地指示该管督抚防堵那样，不过三五个月工夫，就可以返京复命。然后就会奉旨会同李鸿章筹办水师衙门，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协饷可用，那时以“学士行边”，艨艟环护，万里乘风，固非范仲淹梦想所能到，而书生典兵，“少年负重”，更可能如吕蒙之荐陆逊。李鸿章如果内召，或者进军机，或者管总署，当然会荐以自代。
在张之洞知道此去广东，军事非己所长，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则收和衷共济的美名，事败亦尽有人分责分谤，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筹饷，而筹饷的捷径，则是开赌。
不久，张树声上了一个奏折，首先就说：
“两次督粤，几及三年，空怀报国之诚，曾乏济时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难名。特粤事利弊，臣竭蹶请求，粗悉原委，谨撮举大略，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以下分吏治、军政、理财、民风四大条，民风一条中，提到广东的赌风：
“赌之名目甚多，至不可胜计。今白鸽等票，比户有之，虽部议加重罪名，而嗜赌成为风俗。几以禁令为违众拂民之事。闱姓一项，臣于光绪六年会同抚臣裕宽察看复陈，请严禁投买，以肃政体，而杜漏卮，言之已详。比以经费支绌，屡有借军需之说，巧请开禁者。臣坚持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战，未敢为所摇也。”
慈禧太后和军机处，对张树声交卸以前上这样一个奏折，用意何在，颇为困惑，是自陈政绩，有意恋栈，存着朝廷可能会收回张之洞督粤成命的万一之想呢，还是因为他有几件参案在查办，先侧面为自己剖白？无从明了。不过在任三年，直到今日来“述职”，无论如何是太迟了。因而上谕中颇致不满，说广东“积弊至此，张树声在任数年，何以不早为整顿，直至交替在即，始行陈奏，实属任意诿卸。着张之洞于到任后，将一切应办事宜，认真经理，总期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以资治理而重地方。”
看到这道上谕，张之洞才松了口气。张华奎为了他父亲丢官，必会设法报复，这一层只有张之洞心里明白。那道奏折中提到禁赌，就是有意跟张之洞为难，料想他筹饷之道，不外开赌，希望以义正辞严，可以诉诸清议的论调，堵塞张之洞所想走的那条路。
料倒是料中了。张之洞私底下的打算，确是如此，赌风之盛，原不止广东一处，但唯有广东的赌，因为参合西洋发行奖券的规则，可以从中抽捐。最有名的一种赌，名为“闱姓”，以国家的抡才大典，作为赌徒卜利的凭借，主事者多为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设局卖票，凡遇大比之年，等榜发看买中姓氏的多寡，以定胜负。大姓如区梁谭黎，买中了不足为奇，出奇致胜在买中僻姓。于是有力者便有操纵之法，打听到僻姓的举子，暗底下为他找枪手，通关节，此人榜上有名，就是他多买中了一姓，自然胜人一筹。
其次是“白鸽票”，放出一群信鸽，看它飞回来多少？猜中为胜。这当然更易操纵，胜负无凭，博者不悦，因而又改良为“山票”。
山票是用千字文起首的一百二十个字，猜买以十五字为限。每次开三十个字，全中就是头彩，同中同分。这比白鸽票漫无准据的，自然易于措手，因而每次山票可以卖出数十万张，全票每张银洋一元五角，分为十条，每条一角五分，但如中彩，可以分得数万圆之多，因而广州虽极穷的人家，亦买山票。如果在其中附加若干，作为军饷，是一笔轻而易举，源源不断的可靠收入。
山票之外，还有“铺票”、“诗票”。铺票以店铺招牌不同的一百二十字来猜射，诗票则以五言八韵诗一首卜胜负，章程与山票大同小异，都是可资以筹饷的财源。
这些情形，张之洞早就打听得清清楚楚，胸有成算，不便明言，只等到任以后，奏请施行。一成钦案，清议即有指责，而生米已成熟饭，不怕阻挠。何况取之于公，用之于公，只要付托得人，涓滴不入于私囊，则问心无愧，亦应可邀得清议的谅解。
不道张树声一奏，几乎直抉其隐，自不免吃惊，更怕朝旨赞同其说，降谕继续禁赌，那时要挽回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张树声碰了个大钉子，在张之洞实在是不亦快哉！虽然朝旨中责成他“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但这“利弊”不妨就国家而言，开赌既可以筹饷，则是利非弊，并不违反上谕。
两张的新命以外，朝廷还有一番奖进人材的措施。阎敬铭升了协办大学士；张荫桓奏对洋务，颇中慈禧太后的意，因而开缺赏给三品卿衔，派在总理衙门行走；刘铭传和鲍超正将复起；而左宗棠眼疾已愈，特召进京，仍旧当军机大臣，并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且为体恤老臣起见，上谕左宗棠不必常川入值，免派一切差使。
和议虽成，朝廷的一切措施，在醇王上获慈禧太后的鼓励，下得左宗棠、彭玉麟及清议的支持之下，仍是朝着整军经武的方向在走。这与李鸿章的做法，并不冲突。因为李鸿章主张和议，是要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海防，这与醇王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是，急进的法国军人，不容中国有从容部署的机会，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和约，很快地起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