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熙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朝陽冉冉升起，金色的光芒穿過云層，驅散了天地之間的濃霧。
此時，玉龍城東五里外真武觀真慶宮二樓臺之上，朱高煦攙扶著朱棣，兩人肩并肩眺望著東方旭日。
至于英縣公張輔、成縣公朱能、荊鄉侯楊洪等隨駕的勛貴武將，則分別領著護衛兵守在臺入口處及宮觀四周。
“瞧這日頭，必定又是一個大晴天。”
朱棣感慨道：“今秋朔方的四府十六縣想不豐收都難啊！”
“確實如此，眼下朔方的秋收已經開始，據巡撫楊文斌啟奏，玉龍府的作物可謂是大獲豐收，尤其是馬鈴薯的產量，與去年相比翻了一倍有余。”
朱高煦接話道。
自乾熙八年朱高煦下旨裁撤朔方都司，改置朔方省之后，至今已有六年，朔方的變化可謂是日新月異。
原先的十一個衛城以及五個守御千戶所城，早已改建為如今常住人口數萬的縣城。
曾經的五十五個千戶所城，也變成了現今常住人口數千的鄉城、鎮城。
各個鄉鎮之間以鄉道相連，皆設有驛站。
驛站之間以電報溝通，消息傳播速度之快，對六年前還是荊縣伯的楊洪而言，簡直是想都不敢想。
玉同鐵路全線通車之后，楊洪以主持修建這條鐵路之功，爵位得以晉升為鄉侯，更受到了太上皇朱棣的召見。
對大明而言，掌控朔方四府，便等于牢牢握住了草原的命脈。
而玉同鐵路西延線的貫通，標志著大明朝廷的軍隊可以在短短十日之內，從京師出發橫穿朔方，北上漠北，鎮壓草原一切不服。
自那時起，甘肅、陜西、山西三省之地已不再是大明的邊疆省！
數日前，在京城真武廟修玄的朱棣召見朱高煦，表達了他乘專列巡視草原的意圖。
朱高煦勸說朱棣以保養身體為重，最好不要外出，畢竟即便是乘坐火車，也一樣會有舟車勞頓之感。
朱棣卻表示他戎馬一生，決不能死在床榻之上，就算死也得死在馬背上！
朱高煦心里清楚，朱棣大限將至，已經時日無多，所以他沉思良久之后，答應了朱棣提出的要求。
當天朱高煦就下達了一道旨意給群臣，他將在兩日后啟程，陪同太上皇離京巡視草原，在他離京期間，由太子監國，內諸臣輔政。
對此，眾臣雖有勸諫，但無力改變朱高煦的決定。
于是，朱高煦陪同朱棣乘坐專列，先是用了一天的時間，從京師駛至大同，然后又花了一天時間，從大同駛至玉龍。
朔方省下轄黑水、都野、九原、玉龍等四府，省治在黑水府黑水城，位于朔方省之西部，而玉龍府玉龍城屬于副省治，位于朔方省之東部。
朱高煦擔心坐了兩天火車且乘車期間睡的也不太好的朱棣身體吃不消，便讓專列停在了玉龍，休整一日再向西行。
前文說過，當年朱棣興建武當山的同時，天下各地也有真武廟、真武觀拔地而起。
尤其是各個府城，皆建有真武觀或真武廟。
各地官員這么做，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卻只有兩個。
一是響應朝廷國策，畢竟傳聞永樂皇帝是真武大帝降世臨凡，興建武當山宮殿，是在建立真武大帝的地上天宮，而且其在位期間立下的開海拓土之功，足以令天下萬民頂禮膜拜。
二是借真武大帝之事跡教化百姓，讓百姓們知恩圖報，不要作惡，多行善事。
玉龍城也有一座真武觀，就建在城東五里外的山上。
朱棣不愿擾民，再加上他多年修玄，所以就理所應當的住進了玉龍城外的真武觀。
對于這一點，朱高煦也沒有反對，只是下令讓隨駕勛臣武將注意防守。
此時，旭日東升，霧氣消散，天清地澈。
朱棣與朱高煦父子倆又聊了幾句，便回到膳堂用了早膳。
然后朱高煦照例在真武觀大堂召見了玉龍知府呂強等玉龍地方官。
之后，父子倆在武將衛士的護送下，再次乘坐專列，向西而行，朔方巡撫楊文斌及朔方布政使、按察使、防御使隨駕西行。
朱棣與朱高煦住在同一間御用車廂內。
這間車廂四周加固了超厚鋼板，可以抵御將軍炮的沖擊，而且門外由張輔、朱能、楊洪輪流帶隊值守。
車廂內，父子倆正在聊天。
“若我沒有記錯，楊文斌之父平壩先生，今天快九十歲了吧？”
朱棣的思緒似乎回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悠悠道：“當年若無平壩先生冒死從太原帶出血書，后面的事，也不可能那般順利。”
他的意思是說當年的太原同知楊邦基攜帶狀告晉王朱棡的萬民血書，在當地百姓的掩護下逃出太原，后來幾經波折，這血書落到了朱元章手中。
當年若是沒有這些事，晉王朱棡便不可能被朱元章廢掉，朱棣入主東宮只會變得更加困難。
朱棣見到朔方巡撫楊文斌之后，想起了楊邦基，此時說這番話的言外之意，是感念楊邦基當年之功。
楊邦基是太原府平壩鎮人士，致仕后回到平壩鎮著書立說，又是太原常科書院的榮譽教授，因此世稱其為“平壩先生”。
“爹，平壩先生四年前就已經過世了，享年八十五歲，且祭文是兒子親所寫。”
朱高煦溫聲解釋道：“雖然平壩先生只養育了李氏五年多，但他畢竟是李氏名義上的養父，這門親也是皇爺爺當年答應了的。”
所以楊邦基去世后，他為示殊榮，彰顯恩典，這才為楊邦基書寫祭文，以做告慰，并準以伯爵之禮下葬，追贈對方榮祿大夫官銜，賜葬其家鄉太原府平壩鎮。
朱高煦在乾熙初年改革軍制，設定軍銜的同時，對文官散階也進行了革新。
將文官散階更名為官銜，定官銜為三階十等，即省官、府官、縣官三階。
其中的省官官銜由高至低分為榮祿大夫、光祿大夫、資善大夫、資政大夫四等。
榮祿大夫是最高官銜，相當于軍銜之中的大將軍銜，六部尚書通常在去世后的追贈官銜也就只有這個級別。
朱棣悵然若失道：“這一晃，就過去了四十多年。”
他頓了頓，提了提神，又問道：“楊文斌這些年在任上干的怎么樣？”
“去年，朔方四府皆發生旱災，黑水城為繁華大邑，頓時成了災民們乞食的對象。楊文斌一方面向朝廷奏稟災情，一方面開倉賑災，令民具領券供給，又大興工役，修路筑池，招遠近饑民就食赴工，并命令各縣鄉鎮大戶開粥棚煮粥救濟災民，活數萬人。秋以歉收，奏請朝廷減免當年賦稅，兒子允之。”
朱高煦道：“平壩先生去世時，楊文斌在甘肅左布政使任上，其丁憂三年后，兒子便升他做了朔方巡撫，也是朔方第一任巡撫。細算起來，楊文斌就任巡撫不過一年有余。”
他的言外之意是楊文斌上任巡撫才一年多，而上任第一年就碰到了朔方境內大范圍的旱災，從其應對災情的結果來看，還是頗有政績的。
朱棣撫須贊道：“不愧是平壩先生之子，心懷黎庶，是個好官，也是個能臣。”
楊邦基是三朝老臣，任事勤勉，頗有政績，洪武后期就任太原知府，永樂年間先后任大理寺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乾熙年間出任山西首任巡撫，并在巡撫任上致仕歸鄉。
“爹，兒子打算對丁憂之制加以修訂。”
朱高煦接著道：“楊文斌丁憂時，兒子就想對其奪情起復，但當時時機未到，因此就沒有對丁憂之制動手。”
根據儒家傳統的孝道觀念，朝廷官員在位期間，如若父母去世，則無論此人擔任何官何職，從得知喪事的那一天起，必須辭官回到祖籍，為父母守制二十七個月，這叫丁憂。
“丁憂”一詞最早出自《晉書·袁悅之傳》，也稱“丁艱”。
“奪情起復”，又稱“奪情”，乃丁憂制度的延伸，意思是為國家奪去了孝親之情，可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
換言之，為了應對各種局勢，“奪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禮制，如《周書·王謙傳》：“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
只不過歷史上少見文官奪情，常常發生在戰場將士身上，丁憂制度不應用在戰場上面，古人稱之“墨绖從戎”，又稱“金革之事不避”，意思是百善孝為先，金革之事不避，舍孝盡忠。
由于明朝建立之初所面臨的情況與唐宋時已大不相同，故而朱元章時代制定的丁憂制度與前朝略有不同，主要體現在不許武將丁憂、期親奔喪、提高母服三個地方。
洪武初期天下尚未一統，北方仍在元朝控制下，朱元章規定武將不許丁憂，主要是為了防止武將用回家奔喪的理由逃避戰事。
而古代是宗族社會，叔伯兄弟眾多，因此期親之喪頻見，如若凡是宗族里有長輩去世就要回去奔喪的話，于國于家都不便，所以朱元章規定官吏除父母、祖父母去世需丁憂三年之外，其余宗族長輩去世，一律不許奔喪。
洪武初年依照唐宋之禮，規定父服斬衰三年，母服齊衰三年，庶母服緦三月。
古代喪服服制按服喪期限及喪服粗細的不同，分為五種，即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
因此，斬衰是“五服”中最重的喪服，其次是齊衰，最后是緦麻。
到了洪武七年時，朱元章對傳統的喪服之禮進行改革，無論父在否，子為父母、庶子為生母、子為繼母、養母，未出嫁女子為父母皆服斬衰三年。
朱元章的這次改革徹底打破了傳統喪禮“家無二尊”的傳統，大幅提高母服，從而達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
而朱高煦知道，提高母服的這一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假如一個庶出的男子，既有生母、養母，又有嫡母、繼母，加上其父在內，那么他這一生理論上就要服斬衰累計十五年之久。
當然，這只是理論上，實際可能庶出子只會為其生母、嫡母、父親各服斬衰三年，但這也累計九年了。
因此，這一點在朱高煦看來，是必修要改動或者明確的。
至于歷史上明代的奪情制度，不同時期、不同皇帝對奪情有不同的做法。
洪武年間由于大明剛剛建國，朱元章著力于恢復中華、重整禮法，因此在位期間嚴格遵守制度，基本很少出現奪情的情況，即使是為明朝建立下大功的劉基、宋廉等人在需要回家丁憂時也沒有被強令奪情。
到了永樂年間，因遷都、北征事情龐雜，朝廷急于用人，朱棣開始對大臣們奪情。
永樂之后宣德、天順年間奪情也比較普遍，一是這段時間北方邊患比較嚴重，二是又發生了“土木堡之變”、“奪門之變”等事。
到后面成化年間，由于天下已經逐漸穩定，加上奪情引發的禮法問題，所以往后的奪情就慢慢變少了。
歷史上明朝文官奪情起復者主要以臣、尚書、侍郎、地方巡撫、都御史等高品級的官員為主。
只不過，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奪情行為，都會引起禮法問題，比如歷史上萬歷年間張居正因為奪情之事，便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
而朱高煦這個人做事喜歡謀而后動，討厭打無準備的仗。
楊文斌之父楊邦基是皇后李瑤的養父，雖然只是名義上的，但從理論上來說，楊家也算皇親國戚了。
但朱高煦偏偏沒有按外戚的標準對待楊家，不僅沒有賞賜楊家爵位，也沒有賞賜楊家府邸。
只是在李瑤受封為皇后的那一年，賜了些云錦、布匹、綢緞、書籍等物品給楊家，說是感念楊邦基對皇后的養育之恩。
朱高煦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為他沒有把楊邦基當成外戚，而是視其為能臣干吏。
否則他不會在楊邦基去世后，親為對方寫祭文悼念。
畢竟，朝廷對外戚有限制，算是用高官厚祿養著，一般不會外放到地方做封疆大吏。
如果楊邦基坐實了外戚的身份，那么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就會顧慮重重，難以有所建樹。
也正是這個原因，朱高煦才會在楊文斌第二次丁憂時，忍住了對丁憂禮制動手的沖動。
一方面，楊文斌是新科舉制下的農業科進士，在府縣任職期間，于農業方面頗有建樹。
另一方面，楊文斌是楊邦基之子，若朱高煦對楊文斌奪情，那么必然會引發一系列的政治及禮法問題。
所以，朱高煦便開始布局，近三年每隔兩個月就會讓人在《金陵旬報》、《京師旬報》等報紙上刊登一些攻擊丁憂弊端的故事——主要以某些能臣干吏的真實丁憂經歷來引發讀者們的共情。
“爹，容兒子給您說一說楊文斌的兩次丁憂都產生了哪些影響。”
朱高煦見朱棣若有所思，便再次開口道。
“也好。”
朱棣點頭道。
于是，朱高煦將其中詳情慢悠悠道了出來。
明朝以左為尊，朱高煦在乾熙初年改制后，在沒有設置巡撫的省份，通常只設一名布政使，右布政使任職一年無過錯且有政績，則會調任左布政使。
乾熙六年時，按大明吏部相關的升遷規定，時任甘肅右布政使的楊文斌可以調任為左布政使。
就在那一年的二月，楊母去世，楊文斌不得不丁憂三年。
對楊文斌而言，錯過升職的機會，并不算大事。
可這對大明朝廷來說，卻是一件大事。
因為按資歷升任甘肅右布政使的李子郁卻是個平庸之人，他在任一年不僅毫無建樹，還竟然膽大到挪用修建道路的專款。
雖然后來李子郁與涉桉官員被朱高煦斬了，但其耽誤了朝廷修建甘陜直道的工期，更是對甘肅官場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倘若當時楊文斌被朱高煦奪情起復，那么后面也就不會有李子郁貪腐桉的發生。
四年前，官復原職沒多久的楊文斌，在到任后準備做出一番政績的時候，他的父親楊邦基去世了。
于是，楊文斌再次丁憂。
有了前車之鑒，楊文斌丁憂期間，甘肅左、右布政使空缺，吏部公議后奏請以貴州左參政劉應奇出任甘肅右布政使之職。
朱高煦對劉應奇有所了解，知道這個出生于廣西的中年官員是個實干派，于是便批準了吏部所請。
然而，劉應奇上任后，只干了三個月，就因為南北氣候差異過大，水土不服，以及思鄉情結，導致脾胃失調，開始變得吃不好，睡不好，身體狀況日益下降，于次年初夏生了一場大病。
若非朝廷從永樂初年就開始分科取士，于各府縣城修建官營醫館，以師帶徒的模式培養技藝高超的醫藥科進士，只怕生活在甘肅的劉應奇會被那次大病奪走性命。
劉應奇這一病，甘肅各級衙門的政務雖然還能正常運轉，但布政使衙門卻沒有了震懾宵小與穩定官場人心的一把手。
于是，布政使衙門下的幾個參政、參議等屬官開始了勾心斗角，他們的爭權奪利，嚴重擾亂了甘肅官場的風氣。
劉應奇不愿辜負乾熙皇帝對他的期望，一邊養病，一邊帶病上崗，他堅持了一年多之后，不幸病逝在了任上。
朱高煦為褒獎劉應奇的忠君報國之心，特下旨追贈其為光祿大夫，賜葬家鄉廣西桂林，準以男爵之禮下葬，蔭一子為縣學生。
劉應奇去世后，朱高煦把御史出身的陜西右參政彭宣調去了甘肅做右布政使。
彭宣到任后，不到三個月，遇到了兩次火災，幸好他是御史出身，見多了人心鬼蜮之事，對甘肅官場多有防備。
朱高煦得知此事后，派出御史解禎亮作為欽差，下去監察甘肅。
半年后，等解禎亮與彭宣查明一切，才知道原來指使人暗中放火打算燒死彭宣的幕后黑手，乃是甘肅布政使衙門的幾名參政！
而他們之所以敢貪腐受賄，無不是覺得李子郁當年做的不夠隱秘，他們自認為比李子郁更聰明。
“若當年楊文斌還在甘肅，豈會讓李子郁之輩得勢？”
朱高煦說到最后，微微有些惱怒的說道。
朱棣卻嘆息道：“十年之間，楊文斌遭遇了兩次丁憂，而人的一生又有幾個六年？”
他頓了頓，望著朱高煦問道：“你是想廢除丁憂之制么？”
“爹誤會了，兒子并沒有廢除丁憂制的打算。”
朱高煦解釋道：“我只是覺得丁憂的期限太長，可以縮短到三個月，且事急從權，邊疆省與海外省的文官遇到親喪之事可與武官一樣，不必丁憂。”
“另外，準許舉人、生員在丁憂期間參加科舉。”
大明目前的丁憂制與前代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在對象上，丁憂只適用于文官以及舉人、生員。
丁憂官吏必須離職回家守喪，服完喪之后再回來任官，奪情起復需要有特旨準許。
舉人、生員為父母丁憂則必須回原籍，舉人、生員丁憂期間不許參加科舉考試。
二是在服制與服期上，文官丁憂都是斬衰三年，不計閏月共二十七個月的時間。
“你既然想好了，放手去做便是。”
朱棣拍了拍朱高煦的手背道：“俺已經時日無多，只想在生前的最后幾天，再看看這祖先騁馳過的大漠。你陪我走完這最后一程吧！”
“是。”
朱高煦重重點頭道。
兩行淚水悄然從他眼角滑落。
八月二十一日，專列駛達九原城。
到此，朱棣不愿再繼續西行去黑水城，他想改道北上，經浚稽衛前往龍城。
龍城是兩漢時期匈奴祭天圣地，是匈奴的政治中心地，也是后來蒙元大帝國的國都所在。
朱棣有此打算，到沒有讓朱高煦感到意外。
只不過，從九原北上浚稽衛的鐵軌還在建設當中，朱棣若要北上，就必須改乘馬車。
而朱棣的身體狀況，除了其本人外，天下間也只有與其朝夕相處的朱高煦清楚。
朱高煦了解朱棣的性格，深知朱棣決定好的事，誰勸也不頂用。
所以，他同意了。
八月二十六日午后，朱棣與朱高煦同乘八輪減震馬車，順利抵達龍城衛地界。
如今是乾熙十四年，早在乾熙四年就竣工的燕然都司治所龍城，經過十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大漠五都司之中常住人口最多、商業最繁榮、各類工廠規模最大的地方。
乾熙二年八月，朱高煦率領數十萬大軍親征漠北，一舉蕩平大漠，隨后設立了六個實土都司對大漠進行直管。
由于燕然都司轄區涵蓋了漠北最為精華的大部分地區，所以該都司內的衛所在建立之初，便是按照滿編規格進行組建的。
朔方都司改建為行省之后，大漠六都司只剩下了金州、燕然、云中、安北、堅昆五個都司，其中以燕然都司最受朝廷重視。
按照大明朝廷去年十月份公布的燕然各城人口排行表，截止到乾熙十三年四月，龍城治下常住百姓二十萬有余。
其中，主城區常住人口四萬有余，散居在各個坊之中，剩下十六余萬人皆居住在城郊區的各個廂之中。
十二年前，也就是乾熙二年的時候，漠北地區瓦剌、韃靼等所有部落人口加在一起，也不過五十余萬眾。
眼下僅龍城一地便坐擁二十余萬眾，而且這二十余萬人之中高達八成是來自大明腹地的原衛所兵與各地移民。
換言之，僅憑龍城一地，便可鎮壓整個漠北，令原先為數不多后來投降大明逐步漢化的原居民變得“能歌善舞”，再也無法“作亂”。
對于這種變化，朱棣感到十分的滿意。
強制漢化，雖然有“暴力施政”之嫌疑，但從長遠來看，終歸是利大于弊。
畢竟，一個大一統的華夏族王朝再怎么折騰，也算是一個大家庭的內部矛盾，絕對要好過被外族入侵，文化斷層！
夕陽西下，龍城西城門上。
朱棣與朱高煦并肩而立，看著西方群山。
張輔、朱能、楊洪等勛臣武將領著精兵守在不遠處。
“你說，擋住太陽的那一座山在哪里？”
朱棣抬手遙指夕陽道。
朱高煦道：“應該在泰西，至于是哪一座山，我也不確定。”
朱棣又道：“大地的另一邊，是不是剛剛日出？”
“是的。”
朱高煦接話道：“神洲日落之時，恰是沃洲日初之刻。”
“這般說來，咱老朱家的大明豈非日不落帝國耶？”
朱棣故作驚嘆道。
“那是當然。”
朱高煦自豪道。
父子倆相視一笑。
“如此江山，豈不讓人留戀？”
朱棣望著山嵴上空的金色晚霞，感慨道。
半個時辰后，朱棣在朱高煦的陪同下，乘坐馬車沿著都司衙門大街走了一遍，最終在萬人矚目之中，住進了真武廟真慶宮。
當天晚上，大概是朱棣感覺到他的大限將至，即將撒手人寰，便要求朱高煦今夜在他旁邊伺候。
這一夜，朱棣沒有睡好，朱高煦同樣也是如此。
父子倆從四十年前的貨幣與科舉改革，聊到了十多年前的鐵軌火車。
期間，朱棣以遺命的口吻，要求朱高煦答應了他不少事情。
比如要求朱高煦必須厚待宗室與有功臣之臣，又比如對海外鞭長莫及的地方盡量采取羈縻與實土都司并行的制度。
還比如若沐成平定了麓川，那朱高煦就必須兌現朱棣在永樂年間對勛臣武將的承諾，把沐成移封麓川，按大明親王封國級別建國，麓川公爵由沐家世襲罔替，與國同休，爵位傳襲同親王爵。
朱棣還囑托朱高煦，將來若有其他功臣立下不世之功，可依沐家故事。
次日清晨，趴在床邊的朱高煦睜開布滿血絲的雙眼，發現朱棣還在沉睡當中，臉上似乎帶著一絲滿足的笑意。
可當他抓起朱棣的左手之后，發現朱棣的手已經變得無比冰涼。
很顯然，朱棣陷入了永久的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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