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我們偉大的十月革命不僅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腐朽而殘暴的統治，也推翻了沙皇對這片土地上一百九十四個民族的壓迫，于是，就在十月革命之后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在整個俄羅斯的土地上，便有數十個曾經的少數民族宣布獨立。列寧同志當時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基于此，列寧同志在國家結構的問題上，之所以由最初的反聯邦制，轉變為支持聯邦制，只是在當時背景下，為了得到各民族的支持，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種妥協。”
“在列寧同志的理念中，不管是建立聯邦，還是發展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亦或是培養民族干部，其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聯盟的最終統一......是的，不管是聯盟憲法中的相關規定，還是我們過去幾十年來所執行的民族政策、干部政策，其最終的目的，始終都是為了保障聯盟統一，換句話說，聯盟的統一才是我們的民族政策以及干部任命政策的終極目標。”
“秉承著我們的憲法，以及我們的民族政策，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僅僅是在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內部，便出現了十六個自治共和國，五個自治州，十個民族專區，除此之外，至少還有二十六個民族希望能夠建立新的民族專區，還有一個猶太人希望建立的自治共和國......如今，在聯盟的十二個加盟共和國內部，存在著民族主義、離心主義叛亂，在至少六個加盟共和國內，存在極端民族主義組織，換句話說，我們的憲法和民族政策已經執行了三十多年，但似乎距離聯盟統一這個終極目標，越來越遠了，我們有理由反思，我們的民族政策以及干部任命政策是不是出現了問題，列寧同志當年所提出的有關民族問題的建議和立場，是不是已經完全，至少是部分性的過時了。”
大克里姆林宮，弗拉基米爾大廳，聯盟中央主席團全體會議的會場上，維克托以中央主席團執行局委員的身份做了有關聯盟民族問題的重要報告，向聯盟各個加盟共和國所存在的民族主義、分離主義傾向，打響了批判的第一槍，同時，也正式打響了聯盟清算黨員干部民族化問題的第一槍。
正如維克托之前所猜測的那樣，性格強硬且脾氣暴躁的斯大林同志，在了解了波羅的海三國的民族狀況之后，整個人都被激怒了，他不僅咒罵了波羅的海三國的民族主義者，還將三國的黨組織貶斥為叛徒、背信棄義者，他認為三國的黨員干部已經完全被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浸透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民族主義武裝叛亂之所以遲遲未能平息下去，就是因為那些叛亂分子的背后，有這些滲透到布爾什維克黨的人在提供支持。
在有關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民族問題上，斯大林同志甚至還做出了進一步衍伸，他認為相類似的問題應該不僅僅局限于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在聯盟的絕大部分加盟共和國，甚至是某些自治共和國內，這樣的情況都是普遍存在的——由法西斯德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不僅為聯盟帶來了物質上的巨大損失，也在精神層面上侵蝕了聯盟的一部分人，就像是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克里米亞以及外高加索等地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一樣，他們都受到了德國法西斯入侵的鼓舞，產生了近乎病態的分離主義傾向。而聯盟在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之后，將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戰后重建上，單方面的強調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卻忽視了思想領域的重建工作，忽視了對這些民族分離勢力的重視，沒有抓住機會，對戰爭期間顯現出來的壞現象展開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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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時候修正錯誤的路線，并對那些試圖分裂、瓦解聯盟的陰謀分子、叛徒們展開一場全面的清算了，“能夠讓那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分離主義分子們拋棄固執，放棄叛亂的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用最暴力的手段，狠狠敲碎他們的腦袋。”斯大林同志對波羅的海三國的民族主義問題做出最終論斷，而這番論斷，也從根本上闡明了他的觀點和立場。
正是在斯大林同志這種明確的表態之下，中央主席團的全體會議召開了，維克托就是在此次全體會議上第一個作報告的人，最終，會議以二十二票贊成，三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一份名為《持續加強和完善黨對民族工作的領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報告。按照這份報告的指示精神，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聯盟將在黨和政府的兩方面工作中，全面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傾向，中央主席團執行局將按照這份報告的規劃，拿出一個詳盡的工作方案，并在該工作方案的基礎上，要求各部門嚴格貫徹和執行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具體工作。
最重要的是，在此次的全會上，中央主席團做出了一項決議，即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兩個國家安全機構，配合中央監察委員會，對各個加盟共和國內部所存在的黨員干部民族化問題展開清查，所有涉及到民族主義、分離主義的黨員干部，都將受到清算。
至此，在有關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上，聯盟中央終于給出了一個明確的態度，準確的說，是在這個有關聯盟民族問題的重大事項上，聯盟的權力核心終于有了定論。
過去，在黨員干部民族化的問題上，存在著正反兩條路線，具體應該選擇哪一條，莫斯科沒有最終的建議，因此，布爾什維克黨內圍繞著兩條路線，自然會有討論甚至是紛爭。現在，定論有了，經過中央主席團的討論表決，確定了黨員干部民族化路線對聯盟的統一和穩定存在威脅，因此，過去站在支持黨員干部民族化一方的人，都將為此付出代價，至少他們的政治前途會受到巨大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類似這種民族政策路線的確定，本身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一場中央主席團的會議，甚至會對今后數年聯盟的若干工作產生重大影響。
舉個例子，此次中央主席團會議在民族問題上做出的決議，其實是對當初列寧時期聯盟民族政策的修改與更正，既然聯盟否定了黨員干部民族化這條路線，那么聯盟憲法中有關民族自治、民族自決等問題的相關描述，都將會做出修改，這是聯盟在立法工作中亟需做好的一件事。
其次，在干部任命的問題上，既然黨員干部民族化的路線被否定了，那么各個加盟共和國現有的干部隊伍，也將作出全面調整，類似基里琴科、尼古拉·卡羅塔姆這一類在本民族地區擔任黨組織一把手的少數民族干部，注定是要做職務調動的，自今而后，除了俄羅斯族之外，各個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民族區，乃至于各州、市一級的黨政一把手，都不能由當地民族的干部來擔任。這是聯盟在干部隊伍建設方面亟需做好的一件事。
再有，在意識形態領域，隨著聯盟在民族政策方面的路線轉變，相關的輿論導向也必然會作出變更。就當前而言，聯盟的主流輿論導向，必然是要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現象做出批判，引導人們關注這個問題，并在輿論方面確立反對黨員干部民族化的正義性。這是聯盟在意識形態、宣傳鼓動方面亟需做好的一件事。
總而言之，任何一個涉及到路線之爭的政治問題，不管是哪個領域的，它都會涉及到全局性的變革，可謂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當然，對于某些政治人物而言，任何一場變革，可能都是一次向前邁進的機會，尤其是對那些引領變革的人來說，更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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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斯大林同志來說，他之所以支持維克托的立場，一方面是因為他對維克托有著足夠的信任，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意識到了聯盟在民族問題上所存在的政策缺陷，當然，還有一個方面，則是因為對黨員干部民族化問題的打擊，有利于他鞏固個人的政治地位。至少來說，這樣一場運動，能夠在根本上打擊貝利亞的政治勢力，就拿格魯吉亞來說，那些支持貝利亞的貝利亞幫成員，基本上全都是格魯吉亞人。
而對于中央主席團內部那些投了贊成票的人來說，他們自然也能夠從這一場運動中獲得足夠的政治利益，畢竟這樣一場運動，本身就像是對政治權力這塊大蛋糕的重新分割，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只要不是被狩獵的目標，就總不至于空手而回的。
當然，也不要樂觀地認為中央主席團的決議一旦做出，這件事就算是有了定論了，可以預見的時候，此次中央主席團會議所做出的決議，只是一場連續的政治斗爭的開始，它只是風波的起點，并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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