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提運河還好，這一提運河，可是提醒了朱由校這漕運的重要性。
北方幾省連年災禍，遼東也在實施物資經濟封鎖的戰略，如果一旦失去后勤保障，那一年的辛苦努力就全白費了啊。
因此這漕運總督的人選，尤為的重要，可以說是雙方明爭暗斗的關鍵勝敗所在。
漕運總督可是一個肥差啊，戶部尚書都或許不及他，這個官職所掌握的權力，也已經不能用大來形容了。
萬歷年間就有一個叫李三才的人，任職了十二年之久，是時間最長的官員。
在他任職期間，可以說是文官們的精神領袖，對抗皇權的領頭羊，東林黨當之無愧的魁首。
萬歷皇帝派去的那些礦監稅使，都是被他斗的個灰頭土臉，顏面盡失。
而他也是借著這一個肥差，完完全全的發家致富了，并在官場和士林當中，聲望達到了頂點。
當時的他，被譽為“言足以犯當世之忌而無其險，功足以為端人正士之偉而無其奇，風足以廉頑直懦流映千載而無其高”！
仕途官職也是一路飆升，一直升到了戶部尚書之職，雖然是兼領的，但也是不容小覷。
一時之間，整個朝野上下，所有的人都在呼吁請愿李三才入閣輔政。
可當時的萬歷皇帝，雖然懦弱，但也還是有底線的。
李三才將他信重的礦稅太監陳增給活活逼死，本就看他不順眼，怎么可能會讓他入閣。
見入閣無望，李三才也不追求能夠再進一步，于是全身心的將精力放在鞏固東林黨的政治地位上。
并且竭盡全力的去為江南的豪紳大族們，爭取更多更大的特權。
萬歷三十年時，他就請旨皇帝罷免礦稅這一項與民爭利的政策，還說什么不罷免就辭官的話來威脅皇帝。
萬歷好歹也是個堂堂的男子漢大丈夫，怎么可能一點血性都沒有，當即就準了，將他所有官職罷免，趕回了老家。
而他之所以敢這么大膽，明目張膽的反對皇帝的政策和行動，甚至要去左右皇帝的想法。
歸根結底還是他的實力太過強大了，已經強大到皇帝都畏手畏腳的地步。
除了背后的江南大族和士林文人在堅定的支持，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權力實在大的可怕。
漕運總督可不僅僅是管著一條三千多里的運河，還管理著鳳陽府、揚州府、淮安府、廬州府，徐州、和州、滁州四府三州的地方行政大權。
權力橫跨南北數省，整個運河所經過的地區，全部都是由漕運總督說了算。
最為離譜和關鍵的是，漕運總督手上是握有兵權的，這才是他們真正的倚仗和皇帝所顧忌的。
在景泰二年之前，大明朝是沒有漕運總督一職的，因為在景泰年之前，漕運對于大明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只有漕運總兵官和漕運參將，是朱棣在永樂十八年遷都北京后設置的。
總兵官和參將的府衙大本營就在淮安這座關鍵城池當中，統籌全局。
總兵官跟參將這兩個職位的人選，也和南京守備是一樣的，只能由勛貴來擔任，就連武將都不行。
目的就是要將漕運緊緊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事實證明，朱棣的預料是完全正確的。
一直到景泰年之前，運河一直都是暢通無阻，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現在的情況，動不動就是哪里堵了，哪里需要疏通維修，向朝廷伸手要錢。
可自從土木堡大敗之后，一切都開始改變了，蒙古騎兵時隔八十余年再次跨過長城，入侵漢地。
這些強盜馬匪的肆意搶掠和破壞，完全摧毀了北方幾省的農業基礎，百姓因為戰亂而民不聊生。
而當時的國都京師，也剛剛經歷一次大規模的保衛戰，各地的調派而來的守軍，以及流竄逃亡的百姓都是要糧食吃的啊。
當時的京師乃至整個北方，各個地區互不相通，也根本就沒有多余的糧草來維持保衛戰所急需的糧食。
因此一直都存在感不強的漕運，一瞬間就變成了救命稻草，當時的北方，就和現在一樣，所有的物資糧食全靠南方供應。
勛貴們循規蹈矩的執行著正常任務是完全沒問題的，可是到了這種戰爭緊急狀況時，他們在這方面的能力弊端就顯現了出來。
在北京保衛戰的前后時期，因為要大批量的運糧、運兵、運物資，運河上的船只何止多了十倍，完全超出了承受范圍。
漕運事務的突然繁忙，讓勛貴武臣們措手不及，因為當時涉及到許多省府地區的行政，又要進行各方的協調工作，武官們根本就應對不過來。
于是景泰皇帝朱祁鈺，就派遣了大量的文臣，入總兵官和參將的府衙進行協助，其中不乏有侍郎和都御史之類的高官。
北京保衛戰勝利之后，頭號功臣于謙的聲望和權力達到了頂峰，同時也是文臣們的頂峰。
于是這些早就不滿屈尊于勛貴武臣之下的貪權之人，就開始搶奪起了武將的權力。
漕運總督之職，就是因此而增設的。
可當時雖然有了漕運總督之職，但權力還是比較平衡的，漕運總督還不能夠一言而定。
文官們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所以也不急于一下子就拿到能夠一手遮天的大權。
于是當時的漕運，就形成的文武雙方并治同管的局面。
他們的分工是文臣負責與各省糧道，按規定將應征的漕糧征集起來。
等在淮安清點核對了以后，再由武臣負責押運進京，即所謂的“文督催，武督運”。
到了景泰八年，被囚禁了八年之久的正統皇帝朱祁鎮，通過奪門之變再次復位登基，改元天順。
這時的朱祁鎮，已經不再是那個心智不成熟，只顧貪玩的正統皇帝了，而是政治手段和心智都已合格的天順皇帝。
他登基之后，對于文官的巨大權勢有了一個大概的認知，大權旁落，讓他這個二次上位的皇帝有了強烈的危機感。
于是他在各種綜合因素的指引下，非常果斷的處死了當時的第一權臣于謙，這個導致文官崛起的“罪魁禍首”。（這里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說問題，不是黑于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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